碎莲之梦

特别介绍：

成都茶馆

    有句老话：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
    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门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摊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丽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是市，以商为本，以贾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铺能不多可见，衙门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样 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门；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聚集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如果说，上帝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详《武汉三镇》一章），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兼东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曝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
    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 当然是泡茶馆。
    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不过，最爱喝茶的，又数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沦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绿茶太淡，沦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
    成都人爱上茶馆。可以说，成都人是把“爱茶主义”理解为或者表现为“爱茶馆主义”的。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即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十二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
    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图三十七）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人大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人门之门”，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
    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
    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决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嗜茶如命。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阿欠出了门，冲开蒙蒙晨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也只有在那里，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痛。可是，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们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贰。
    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可不是 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且多半有几个所谓“小姐”在那里表演来路不明的所谓“茶道”或“茶艺”，收取价格惊人的“茶钱”。至于老茶馆的那种氛围和情趣，当然是半点也没有的。说白了，它们不过只是“蒙”老外的旅游景点而已，而且很可能还是“伪劣产品”。
    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专供大款们摆阔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
    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 正如林文询《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本来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行礼如仪？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只烟来”。你弄些迎宾女盛装接送，服务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嘴上怕出错，心里怕挨宰，哪里还能放松，又哪是什么休闲？而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为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
    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搅水隔叶，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鲜开的滚水，头道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时，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
但，这还不是成都人爱进茶馆的全部原因。我总以为，成都人之所以爱进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其“龙门阵”。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奔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哨胡抡的，一准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滔滔不绝。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衰落了（这是让许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馆却久盛不衰（这是让许多钟爱老成都文化的人窃喜庆幸却又提心吊胆的事），这又是为什么我想，也许就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怎么个不一样 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
    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领、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临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气；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辩。居高临下，便理直气壮；沉得住气，便从容不迫；能言善辩，自然风趣幽默。有此气势、涵养和水平，当然连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这么说，愚公移山，靠的是锄头；侃爷移山，靠的就是舌头
    显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紧的是一个“大”字，也就是要说“大话”。“话”怎样才能“大” 当然首先必须“话题”大，而最大的话题又莫过于政治。实际上，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便多半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来进行，只不过态度也多半有些调侃罢了，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类的“段子”，便最能体现“侃大山”的特征。
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鲜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的士”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砍”，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
    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 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 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 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
    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碎莲之梦

品位成都的特色街

最大气的街道：人民南路
    在北京，没有人不知道长安街；在成都，恐怕作为本地人不知道人民南路和天府广场是没有理由的。人民南路和天府广场作为成都市及四川省的名片，早已形成共识，向国人向世人大大方方的出牌。
    人民南路尤如一个胸怀宽广、包容万物、目光远大的成都男人，一派大家气象。
    他有宽敞笔直的街道，大道朝天，直通毛主席雕像，在远远的街头就可以看见毛主席庄严地挥手。
    他有参天的林木，浓荫蔽日，密密实实，将男人的壮志蕴藏在内心深处，具有深厚丰富的内涵。
    他包容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有深具东方传统文化的省历史博物馆，有现代体育运动的省体育馆，有现代高科技的西南核物理研究所，有最有西方文明意味的美领馆……他象一个成熟的男人，包容着很多很多。  
    他除了业已作古的皇城古迹、华西医大、省出版大厦、锦江宾馆、岷山饭店这些代表成都风貌的重量级的建筑外，省人大、省政协等办公大楼平添了城市魅力。
    他有笔直的车道，每天车流量居成都各条街道之最，来来往往钟情于他，汇聚在这里的中外人士太多太多。
    他静静无声地承受着一切，从不声张，从不张扬。他的大气不是外露的，而是内敛的，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

最古典的街道：宽巷子
    进入宽巷子，时光似乎倒退了许多年。平房，两扇或四扇开的大门，斑驳的锈迹陈述着它们的历史，门两侧有石墩，石墩上原本有狮子或石鼓，可惜这些已被当作“四旧”毁掉了。门楣上雕有金瓜、佛手等吉祥物，张牙舞爪的麒麟在屋脊上与飞扬的屋角相映成趣。很多人家的屋檐下都有笼中鸟在歌唱，让人联想起拖长辫、穿长袍、唱小曲、玩鸟斗蟋蟀的清代遗少。四合院内的人家都种着各种植物，有竹有树有花，绿绿的藤蔓爬满低低的矮墙，难怪一片小店取名为“都市村庄”。就连招待所也与外面的灯红酒绿相迥异，两层楼的四合院，门口雕着牡丹、菊花等“富贵平安”图，进大门竖着峨眉山水画的屏风，左边是一幅春燕沐浴春风图，画右边是《牧牛》图，院子中央满是盆景，几名老者正边品茗边对奕，正是“古巷风华幽意远，少城清韵小园多”。夕阳下，一位银发萧疏的婆婆抱着一只胖胖的白猫卧在屋檐下慵懒地打着盹，让人驻足忘返。　
    有意思的是，这条古典的街上同时容纳着最前卫的东西，一家网吧内的年轻人正在忙碌，某电视台的《电玩俱乐部》也正在其中，仿如全身素白的姑娘头上的一朵红花，典雅而不乏摄人心魂的魅力。

最奢华的街道：琴台路
    琴台路街道两旁林立的古色古香的建筑总让人怀想起“司马相如抚琴、文君当垆”那等浪漫的爱情佳话。不过，朴素而余味悠长的爱情故事已远离了现代的琴台路。如果说还尚存一丝爱情影子的话，那么应算是从这儿卖出的金银玉器了。“明天我到琴台路给你买条金项链。”男人的话足以哄得他的恋人、妻子或情人破啼为笑。
    琴台路是成都最富盛名的“珠宝一条街”，此邻毗及的珠宝店内金碧辉煌，“贵”气十足。各式各样的金银首饰玉器古董价格少则数百上千，动辄上万，普通百姓多看两眼会令他们耳热心跳。购买力当然属于那些衣着时髦、雍容华贵的“先富起来的人”。他们优雅地挽着手臂，成双结对地自由出入，一掷千金的大气与阔绰，满不在乎的豪爽与洒脱。他们连眼睛都不眨就将一叠钱放在柜台上，换回以克为计量单位的奢侈物品，其阵势令人咋舌。

最前卫的街道：芳草街
    “芳草街”，名字好听，让人萌生幸福的遐想——此地处处是芳草。这里原本是种植花草的，“芳草街”也因此而得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芳草街的地位、品位都发生了变化。茶楼、酒楼、美容院迅速撑起了这条街。芳草街是条小街，但却被许多白领阶层的消费者认可，在这儿不但能品味到现代生活浪漫的气息，同时也能体验到最前卫的生活的各种滋味。

最平民化的街道：青石桥南街
    早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青石桥南街的“自由市场”便悄悄存在了。
在夜色尚浓的某个凌晨，一位身上打满补丁的郊区农民提着１０个用围腰捂得严严实实的鸡蛋，猫着腰在青石桥南街的街檐下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双眼充满惶恐，神色紧张。这时一扇临街的木门“嘎”地打开，探出一张同样紧张惊恐的脸，他与农民在暗淡的晨色里匆匆比划了两下，便交换了手中的鸡蛋与毛票，然后关门的关门，走人的走人，俨然当年地下党接头一般。买鸡蛋的是为了供“月母子”，换毛票的是为了给娃儿看病……这样的事在当年屡见不鲜，作为平民，大家对这个交易“黑市”心照不宣。
    当荒唐的年代寿终正寝时，青石桥南街热闹起来，大家挑的挑、担的担、卖的卖、买的买，整条街全是农副产品，城市居民与农民乐呵呵地讨价还价。再往后，这条街自然而然地成了成都最大的生活资料贸易市场，市场内猪肉、蔬菜、海鲜、副食、花鸟样样齐全。每当看见人们提着菜篮子、米袋子不紧不慢地在这条街上转悠时，你会感觉到，这个热闹的场面便是成都平民最真实的全景照。

最火爆的街道：黉门后街
    成都人吃麻辣烫的劲头跟现在排队购买体育彩票的阵势一样让人耳热心跳。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麻辣烫摊摊儿，但最火爆最热闹最大张旗鼓的还算是黉门后街。华灯初上，黉门后街的街檐边上除了一片桌子就是一片人头，“火锅烫，人气旺”，哥们儿姐们儿背抵背，热气当火炕。你走那儿路过，没准就被哪个熟人揪个正着：“来来来，烫一盘。”“来来来，整两杯。”三朋四友“烫哥烫姐”一上桌子就开始“毛了”，猜拳行令的吼声响彻夜空：“哥俩好，四季财，……”听起来不大好听，但是好耍、人气旺。酒在这条街上是最好卖的，啤酒白酒葡萄酒，到撤退时间酒瓶都是“底朝天”，“怕啥子怕，喝翻了隔壁就是川医。”这种火爆场面一直要延续到深夜，等那些人嘴巴烫起泡，走路打偏偏了才肯离去。走时还不罢休，丢下话：“明天继续烫。”

最富人情味的街道：同仁路
    同仁路分为上、中、下三段，街的两旁树荫下是低矮的平房，从临街的外屋走进旧式院落，内里宽敞，别有小“天地”。
    同仁路的得名，是因为民国初年这一带开办的工厂收纳满蒙子弟学艺，使他们有一技之长，好自谋生计，工厂对所有学工“一视同仁”，于是取名为“同仁工厂”，这一段的街道也就叫同仁路了。
    而今的同仁路上小馆子很多，店面小而狭促，但都干干净净，菜品丰富，份量充足，价格实惠，老板笑盈盈的脸，热腾腾的饭菜，即使你钱包不鼓也能轻松自在。在这条街，能找到许多在繁华闹市中难找到的东西，老号布鞋店里卖着结实的千层底布鞋，整齐有致的旧书店里古籍散着墨香，婷婷文竹，几把竹椅，颇见主人匠心。这里更有都市中不可多得的人情味，哪家有红白喜事或哪家新铺开张，街坊邻里都聚在一起出主意，帮帮忙，一家人的事牵动周围人的心。同仁路这条百年老街告诉人们，它浓浓的人情味在这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中依然温暖着这儿的每家每户，甚至这儿的过客。

最出新闻的街道：红星路
    凡喜欢弄文舞墨又想在成都报业圈混出点名堂的人，对红星路再也熟悉不过了。成都市民无论男女老少对红星路也是家喻户晓。因为红星路报社云集，每天街道上流通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是从那里采写传播出来的。
    成都新闻媒体众多，媒体之间的文字打架已屡见不鲜。有人断言：全国报业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不再是广州，而是成都。而成都的报业竞争又集中在那条悠长而古老的街道——红星路。
    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天晴下雨，红星路每天都有数百名记者穿梭其中，挖空心思搜集新鲜的东西。哪怕有半点风吹草动，也难以逃脱记者的火眼金晴，转眼功夫各大媒体的记者便会不约而同地赶至出事地点。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成都市民一清早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到报摊上转转便可大饱眼福。  
    红星路不仅充满了才气，而且蕴含了不少商机，成为众多商家火拼争夺的黄金地段。报社纷纷在红星路一带摆摊设点或者开办阅报橱窗。甚至有人戏言：红星路的新闻一辈子也卖不完。  
    如果你要想知道成都新近发生了什么事，不妨去红星路转转，因为那里最出新闻。

最温馨的街道：滨江东路
    到滨江路的人很容易被那儿的景色和特有的温情所感化。府南河水潺潺流淌，岸上绿树成荫，芳草萋萋。人工造景的错落有致虽比不上自然的巧夺天工，但在被林立的冰冷钢筋水泥建筑所包围的大都市，这儿算是返朴归真的最佳地点。每天早晨或黄昏，滨江路上总要演着一幕幕温馨浪漫的动人场面。老俩口一身轻装对练太极拳，有的搂着腰傍着肩踏着音乐的节拍轻柔地跳着“慢四”，有的并肩散步，一边走一边聊着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事。早晨的阳光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他们的轮廓，照亮他们沟壑纵横的脸，但他们的笑容却同阳光般灿烂迷人。年轻的人们也喜欢来这儿。下了班，吃了饭，携妻带子，在滨江路旁走一圈，工作的疲劳烟消云散，还可以在温情的氛围下追忆初恋的时光。更有初恋的情人一对对来了，他们手挽着手肩并肩坐在河堤上，窃窃私语互诉爱慕衷情。还有少的搀着老的，老的牵着小的，这一切都是一幅幅充满人情和人性的生活画卷。

最官方化的街道：督院街
    数以千计的成都街道中也许再没有一条比督院街更具官方色彩和传奇色彩。督院街从明朝起便是全省的政治中心。
    督院街因明代四川巡抚都察院、清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设的四川总督府均驻此街而得名。清朝顺治年间，四川巡抚高民瞻又将巡署建在这里。民国时期，四川督军署、四川省长公署、四川省政府都先后设在了这条街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儿就成了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及省人大、民政厅的驻地。
    总长２５０余米的督院街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它的特殊地位而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使之成为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见证。
    光绪２８年（１９０２），成都郊区红灯照起义领袖廖九妹率起义军从仁寿出发，攻破成都南门，直杀督院街，弄得腐朽的清王朝瑟瑟发抖。宣统３年（１９１１年），四川人民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四川总督、大刽子手赵尔丰于９月７日在此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大开杀戒，酿成震惊中外的“保路死难”事件。辛亥革命后，从这条街上赵尔丰被抓到皇城砍头，一时大快人心。１９４８年４月９日，督院街又爆发了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屠杀学生的“四九”惨案。直到１９４９年成都解放，督院街成为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地后，它才得以安宁。
    在和平的年代里，督院街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政治氛围保持着严肃性。久居这条街的人已对官见惯不惊。有人如此形容：在上、下班高峰期，街边法国梧桐落下的叶子飘中１０个人，其中９个人必定是带“长”字的。

最有财富味的街道：总府路
    总府路是成都最富盛名的商业中心，是聚敛财富的黄金口岸。从红旗商场十字路口到红星路交汇口长１０５０米、宽５０米的总府路街横贯市中心。说它最富财富味，是因为各大银行的四川分行或分理点都齐刷刷地聚集在这条街上，中国农业银行堂堂气派，中国银行大厦巍然耸立，进入这条街道，可以这样形容，点钞机数钞票的呼呼声盖过了喧哗的人潮声。
    如果说银行是汇聚钞票的大海，那么总府路上的各大商场则是钞票哗哗流淌的河流。红旗、百盛、太平洋、王府井、东风等大商场一家紧挨一家，他们像勇猛无比的搏击手相互对峙，相互竞争，使偌大个成都弥漫着商战的硝烟。这些商场每天能从老百姓腰包里掏走多少“银子”，没有谁作过确切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钞票流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一台点钞机不停运行的速度，它所汇聚的财富也就可想而知。

最具男人味的街道：体育场路
    如果说成都有１５０万男人，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中有１００万以上的男人肯定是铁杆球迷。足球的魅力对成都男人来说远远超过了令他们俯首跪拜的女人。
    若将演绎球赛的体育场比作男人激情和快感爆发的火山口，体育场路则是输入兴奋狂热的“输精管”。短短５０米街道一遇赛事便拥塞不堪，攒动的人头除了男人还是男人。观球的男人往往比踢球的男人更能“雄起”，购票、抢“据点”、摇旗呐喊，整个过程亢奋不已。
    不知是无意间的巧合还是有意识的安排，体育场路旁那高耸入云的农业银行大厦，气势恢宏，坚实而挺拔，恰似男人征服世界的象征物。球场内响彻云霄的“雄起”呼声象是得到了高楼的默认和感召。
采访中，有人这样说：“在赛事火爆的时候，从不来这儿的男人肯定有股女人味；来了这儿的女人，她沾染的男人味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掉。”

最神秘的街道：天涯石街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正忙于补天的女娲不慎将一块石头从天顶落下，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这块石头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成都的一条小街上。街上的百姓对此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神秘“来客”先是惊恐，顶礼膜拜，后来见其并无伤人之意，开始亲近，并取名曰：“天涯石。”
    这只是有关天涯石街的传说众多版本之一。据在此街住了８０多年的卿大爷讲，至于这块石头到底是何时来自何方，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他爷爷的爷爷也只是将上一代人关于这块石头的故事负责地向下一辈人传述。有人说这是一块陨石，一块从玉皇大帝的宫殿围栏上掸下的石头。
    这块石头的来历让天涯石街显得极富传奇和神秘色彩。小街上的人随时都可以即兴到“天涯一游”。因此，这块来历不明的石头实际上也是对历史演变过程的忠实见证。
    民国时期，天涯石是一座小庙，常常有祈求平安的善男信女前来烧香许愿。文革时，它作为一种迷信之物，自然会受到冲击。造反派们发誓要将它连根拔掉。在挖了几天之后，天涯石依然稳如泰山，难见其根。无奈，造反派们也只好让它三分。
    眼下，天涯石街又面临着拆迁，那么，天涯石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据卿大爷讲，街道办事处已将此石雄踞的地方划了出来，打算修一个亭子，周围再造一个小花园，也算是对这块老态龙钟的“天外来石”找一个归宿吧。

helenlaw123

那些小吃看得我流口水……

我们都有爱

成都是个好地方

想起了成都的小吃

想起了成都的美女